收藏人：叶嘉
 
中国人向来有窝里斗（内耗）的老传统，窝里斗的残酷与大规模地糟蹋人才世所仅见，人们往往简单地把它归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这是中国人的原罪。毛就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中国有六亿人口，不斗行吗”？为什么窝里斗在中国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强大，为什么中国人会产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妖魔鬼怪思维，唯一的解释是“制度”使然。

  世界上只有劣等的制度，没有劣等的民族。
　　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人口多，产业少，发财的机会更少，大家都在准饥饿线上苦巴巴地过日子，向有限的资源和收获竞争。人们常说，“同行是冤家”，在一个别人的成功就是自己的失败的社会，这确实是个真理。

  如果一百个人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发财机会，那么由于劳动分工，他们会相安无事，彼此间还会互惠；而如果一百个人却只有一个发财机会，他们就必然不得不为此大打出手。民间形象的说法就是“槽里无食猪拱猪”。在社会财富存量一定的情况下，参与分配者愈多，则竞争愈激烈，这乃是从古至今中国社会政治斗争惨烈万分，宦术出神入化，社会动荡不宁，人民贫穷愚昧的根本症结之所在。
　　人身控制和人身依附的后果，使个人既无独立的政治地位，又无独立的经济地位，即使获得的物质利益也是不稳定的，随时可以化为乌有，历代开国功臣的悲剧就根源于此。
　　历史上的韩信、白起、伍子胥、文种以及我党历史上的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等，都是人们熟悉的有名的将军谋臣，为其帝王登基和共和国成立都曾立下过汗马功劳，然而，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功盖天下却无生存的权力。这一类“功盖天下者不赏，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剧充斥于中国历史，与中国的社会共始终。为什么他们都逃不脱“兔死狗烹”的悲惨命运？答案就是人身依附。

  没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在中国，除国君一人外，任何人都无法成为自由人。人们总是抱怨知识分子缺少风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千年之病，千年之痛。归根结底，知识分子这一悲剧角色的罪魁祸首就是专制威权国体的制度安排。自秦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威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之，在这种专制威权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连鬼都不信！
　　是的，尊严与饥饿无法友好相处。社会的铁则是:主宰一个人的薪资，即可主宰其意志。没有独立的经济权利，就没有独立的政治权利。只有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才能有独立的人格和完整的意志。经济上不独立，靠巴结混饭吃，道德上就很难守节。而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国君一人，不问是非，党同伐异，根本无法产生公民社会。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然而可悲的是，中国人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自己没贪上。因而，“只办贪官、不改制度”几乎成了中国人的潜意识——中国人不愿过一种谁都贪不上了的没劲儿生活。

  正因如此，中国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公民社会。有的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缺少变化的，不允许出现内部竞争对手的铁板式的政治结构。政府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

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是“官治、官有、官享”而非“民治、民有、民享”的。

  维护宗法血缘、亲缘价值的至高无上，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制度选择。每当面临选择时，“肥水不落外人田”的原则，成了保底的底线。不由分说，统治阶层历来都会依照“保亲不保疏、保内不保外，保己不保人，保族不保国，保权不保民”的原则,做出于己有利的选择，放弃于己不利的选择。奇怪吗？一点儿也不奇怪：“以我之大私为天下大公”，是全世界所有专制国家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公权力的私有化，也决定了权力的自利本性会被绥靖、被骄纵、被放大。

  “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所有的富人几乎都是权力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1792年访华的马格尔尼还看到，“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老百姓都面有菜色，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你发现官民相互之间的不信任、猜疑甚至诈欺，早已成了中国社会的慢性病，成了民族道德溃败的主要病兆。在华生活了22年的另一个“中国通”史密斯发现，官方常会猜疑“所有的团体都想秘密谋反”，民间则是“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的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强烈的猜疑了”。一百多年过去了，“官疑民反，民疑官欺”的这一类官民之间的互不信任，化解了吗？淡化了吗？没有吧？

  国内的“官治、官有、官享”状态，是官民奉行同一个价值观与行为规则的结果，也是官民暴露出同一类人格缺陷的结果。为什么会有“官贪民刁”的恶性互动？因为官民同根，谱系一家嘛。所谓官，不就是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老百姓吗？所谓民，不过是渴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候任官员罢了。中国古有“富不为官”一说，潜台词就是“贫则当官”——出身越是卑贱的草根一族，越是执迷于当官掌权，鸡毛上天。

  中国从近代以来取消了科举制度，于是想做官也没了障碍。靠血亲、人脉、小圈子与人身依附来飞黄腾达的，比比皆是。但凡一个人，只要你精于人情，老于世故，孜孜以求又能卖身投靠，“向上爬”并不难。“向上爬”作为老百姓普遍的人生目标，支持了“一朝有职级，终身有身份”的“能上不能下”潜规则，也支持了“一阔脸就变”、“富易妻，贵易友”、“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潜规则。中国这种“官贵民贱、权大法小”的常态，与西方官员“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的常态，不是大相径庭吗？

  正因为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数千年全都奉行这种“官本位、权本位”的制度，把人民关进了笼子里，令国人的生存方式丧失了自我更新与自我进步的功能。“中国人主体未达到人格状态，最易于培植专制主义，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长期以来，宗教，道德，法律联在一起制造‘恐惧’，人或是生活在恐惧中，或是用恐惧来统治人。以‘恐惧’为主要范畴的专制主义，禁闭了人的意志与思维”（黑格尔语）。

  很显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政策刻意训练出中国人的奴性，两千年日积月累的笼子禁锢，把冷暴力弄成了中国人自我克隆、自我繁殖的一种自虐生活方式。连家长也都习惯了从小就打骂训诫孩子，习惯了左不准右不行地发布禁令，而不是鼓励孩子去探索什么尝试什么。被关进笼子里的中国人成了“类人孩”（余世存语），发生了“近亲退化、人格退化、智商退化、能力退化”甚至“种群退化”，退化出一种匍匐在权威脚下的“无限谄媚、无限雌伏”（王小波语）精神，无疑是热暴力与冷暴力交替施虐的结果。

  中国的两千年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制度，塑造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堕落：“外人之讥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陈独秀语）。

  我们常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做坏事，好制度也能防止坏人做坏事；因而大众对于贪腐的敏感，远远大于对制度性缺陷的敏感。其实，决策错误造成的资源浪费比贪污可怕得多，制度缺陷造成的资源错配与贫富不均，远比官员贪贿严重。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高达2亿吨，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千元计，全国钢铁行业的投资浪费已达1万亿元之多了（成思危语）。

  又譬如“政府经济特权”和“官商利益共同体的垄断”(杨小凯）通货膨胀被用于壮大国家资本”（刘易斯语），国家的投资榨空了民众的消费，所造成有亲有疏的苦乐不均，远比贪腐严重。然而中国人仍旧是只恨贪官，不改制度。究其深层原因，不是由中国人的价值追求与民族性格决定的吗？

  另外，中国也没有可比之于西方天主教会之类的拥有长达十几世纪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组织这样一个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组织。国家作为一个生产安全和秩序等公共产品的完全垄断者，对一切独立于官府的力量采取禁绝策略，拒绝给民众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民众缺少民主锻炼，民主意识及民主素质低，没有协商、妥协、宽容的训练，就无从产生健康、理性和坦率沟通的政治文化，社会自治无从滋生，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成为一盘散沙。社会的稳定全靠行政权力将人民强行粘和起来，采取高压政策，社会管理陷入“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循环。
　 面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抗争，政府习惯于采用政治高压来荡平社会反抗，由于没有正常的沟通与发泄不满的渠道，一旦出现暴力冲突，平常在高压统治下沉默驯顺的的羔羊们就变成了破坏成性的暴徒（乌合之众人人都想搭便车而不受惩罚），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发展到极端就只有天下大乱一条路。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