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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谈反腐的路径和方法

因为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一句：自己公布财产，“这个做法很正常，全世界都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也因为俄罗斯《观点报》评价：“中国实施官员财产公开的努力遭多方阻止”。一个原本就是热点的话题再次炒热。

有人说，中国所以不能公开官员财产，是因为尚未完成资产向国外转移。也有人说，在黑钱尚未洗白前，财产不会公开。显然这都是情绪化语言和偏激观点。中央反腐决心和实际行动有目共睹。比如，十八大以来已经有10个省部高官被惩处，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地方巡视动员，王歧山特别要求“盯着一把手”，同时强调“对重大问题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没有客观汇报就是渎职，必须根据情况追究责任。”其反腐力度有加大之势。

即便这样，笔者仍然认为，较长时间内中国仍不会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当然，组织内部申报制度早已开展，并且越来越严格。主要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政治理论和道德价值体系尚不能有效解释和评价官员先富现象。改革开放后，我们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了解决原始积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采取一些特殊政策，必要而合理。问题是我们忽略了，让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先富起来，再加上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制度建设没有跟上，结果是掌握资源分配权的官员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这带有相当的普遍性。

以革命的理论评判，官员先富肯定与共产党的性质宗旨不合。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实现人民利益过程中还把道德推向极致，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要的情况下牺牲自己的生命。革命先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革命时期的信仰和道德虽然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必须承认有客观环境的影响。这就意味着，那种精神和道德存在弹性，且因人而异，做到做不到和如何评价，缺少操作性。这就决定了，其会随着环境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严重时会甚至出现不适应。如同儒家伦理道德，作为一种熟人道德、“五伦道德”，更适用于人口不流动的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当工业社会与信息文明到来，短板和软肋暴露出来。为什么人们总在疑惑，先辈们拥有那么坚定的信仰信念，共产党因此获得了巨大的力量，今天为什么一下失灵了呢？其实是社会和时代变化的结果。这里特别强调，革命党和执政党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实际上是以无限的自我牺牲来成就号召力，这在革命阶段达到了顶峰，后者很难做到高度牺牲，这种情况下不能产生新规则和力量之源，就无法解释现实。

如果以新政治观下的执政理论来评价，以现代政治伦理和法治为尺度，问题容易解释通，至少现阶段是这样。新政治观突出强调确立与官员的角色和行政行为相吻合的道德，是有限道德而非无限道德，同时强调评价标准是合法的就是允许的，要求官员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标准，但做不到道德高尚，只要合规则，不违法，即使先富起来也是允许的。简言之，在许多情况下道德让位于政治伦理规则。为什么台湾公布最领导层财产情况，人人皆富翁，但社会波澜不惊；日本上一届内阁公布成员财产，人均不到200万人民币，这在富有的日本颇显贫困，但也未因此获得清廉美誉，缘于法治社会与政治伦理规则。即评价官员，不是以道德涵盖一切、替代一切，而是以忠于职守和尽职尽责为本。可以说，我们的执政理论不能突破，有些重大制约就无法破解，比如高层领导的亲属移居西方国家，这是很长时间来让人尴尬的问题，也是讳莫如深的问题，因为以传统的价值评价标准，意味着共产党人已经发生信仰信念的蜕变，如果以现代政治观评价，这不是问题，因为领导干部原本就无权干预子女的选择，西方的官员就不干预子女，民众也不要求他们干预子女。

第二，人民群众的理性思维与契约意识尚不能支撑中国的社会现实。这样讲往往让人感到会伤及普通群众，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事实。笔者一再强调，中国乃道德治国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化极厚的国家和民族，没有经过现代思想的启蒙，甚至说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确立起现代思维和价值观念。这种情况下人们更愿意以道德的名义，尽管很多情况下自己其实远不敢言道德。过于理想化地设计，再美好都属于脱离实际，因而没有意义。这就像马克思主义主义进中国，如果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是僵化地套用苏联革命的模式，肯定不会取得后来的胜利。

在没有形成大众的普遍的契约意识和理性的情况下，如果公布了官员的财产，结果会怎样？很可能造成群众与官员群体的更加严重的对立，假如群众据此来评价官员、监督官员，问题将相当复杂。中国历来是潜规则大于显规则，包括普通民众，很多人都是在工资之外寻找外快，官员更是存在灰色收入问题。这就意味着很多官员无法解释自己财产的合法来源，怎么办？都作为贪官抓起来？那样可能是中国行政体系的垮掉，中国开始进入新的治腐轮回。即使仅仅以理论标准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也会出现由怀疑干部而怀疑党，这同样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当然，如果大众理性思维得到了大的提升，能够冷静分析问题，尤其把某些因素考虑进来，问题会好办得多。今天的中国官员应当是社会中智商最高的群体之一，因为公务员考试竞争最激烈，媒体刚刚披露今年的国家公务员考试，至10月23日17时，通过审核者过百万，竞争达到了87：1，国家民委两个主任科员甚至高达4000：1，这在西方不可思议，实际上也扭曲了社会价值取向，但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前的价值观，也符合中国的现行体制制度，即政府参与到社会建设的所有方面，是建设的主力军，与西方小政府大社会的体制全然不同，他们的政府不需要太多的高智商者。既然我们的政府官员是高智商群体，按照社会规律，他们应当享有富裕生活。问题是规律未必合道德。这就是现实矛盾和问题。我们必须改变这种价值判断。

如果大众能够进一步认识到更多更深的矛盾和问题，效果更好，更有利于反腐，有利于达成我们的目的，维护我们的利益。基督教的一个最重要理论，即人类与生俱来原罪。实际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有原罪，中国的官员也有原罪，原罪缘于制度不健全。事实上任何国家都有过因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原罪”。既然都存在，那么最关键的就是理性对待，进而求解。基督教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一群犹太人将一个通奸的女人送到耶稣面前请求裁决：该女人通奸按律该用石刑。耶稣问大家：你们中间谁没有犯过罪错就可以用石头砸她。群情激愤的人们开始沉静下来，继而一个个离去。耶稣又对女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但你自己不能再犯相同的罪。

假如我们都理性面对官员的原罪，以妥协化解矛盾，效果会越来越好。反之，我们无法承受官员拥有巨额财富之重，不依不饶，公开一个抓一个，公开两个抓一双，不可能有官员支持财产公开。我们都习惯于以道德的名义去审判，而非以契约和妥协面对矛盾，导致明知问题而无法解决问题。这或许就是待解的结。

第三，目前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心态不利于公开官员财产。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并且以此作为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突破口，人民群众也对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高期待，这种期待已经化为社会舆论氛围，而事实上中国式腐败并非一因而是多因，因因都具有根本性，多因又形成交织在一起的难以破解的结，所以不能理想化，不能寄希望毕其功于一役。问题在于舆论氛围和社会心态并不这么理性，大众很希望一天之内把所有问题都消除掉，这甚至已经导致焦躁心理的形成，而焦躁心理恰恰容易左右理智。看一下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突出特点就是情绪化，结果失控。作为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旦失控是十分危险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一个正确引导舆论的问题，同时人民群众也有一个逐渐平静和理性的问题。只有实现良性互动，才敢言具备了公布官员财产的舆论和社会环境氛围。

作上述分析判断，是否这意味着笔者在开脱，支持拖延？显然不是。虽然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不具有公开官员财产的条件，但也强调惟公开官员财产才能有效提制腐败，同时，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党和政府承受的道义压力就一天不会消除，特别开放的世界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太多的倒逼现象。怎么办？笔者认为应当在继续对贪腐施加压力的基础上，着力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制订制度遏制和压缩“三公”消费。这既产生腐败，同时影响官员的价值观和社会风气。最近笔者到一些政府机关讲课，他们都提到公务卡对消除腐败很有效，如果取消公款宴请，官风和社会风气必然大大改善，随后向公车和公款旅游开刀，腐败立减。第二，开征遗产税，在这个过程中保证堵住资产向国外转移，将此税的重点指向千万以上资产者，目的是抑制官员欲望。第三，对官员的私权与私德进行刚性考评。形成选择：要么为民，在法的范围内享有私权，既然为官，有钱也不能高消费，穿大牌。第四，加强执政理论建设和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建设，提升民众的理性思维能力，为公开官员财产提供适宜舆论和社会环境。把这些工作做好了，及时公布官员财产。相信到那时，中国的官场一片清明。